《典籍里的中国》大年初一播出，引发了关注和热议。这个把中国典籍通过创新的电视形态展现给中国观众的节目，可以说是把典籍的精神内涵和文化价值和独到的电视“综艺”成功地结合起来，让典籍的魅力通过电视综艺的形态对于普通的观众做了独到的展现，让综艺别开生面，传递了传统文化的精神密码，同时让典籍获得了一种从书斋和学术研究的视野之外的独到的观照。

可以说，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的新的形态。这种独到的形态是我们在电视传播中极少见到的，既是别出心裁的创新，也是意味绵长的开掘。它突破了传统的电视节目的限制，也不拘泥于人们熟悉的固定形态。中华民族代代传承的典籍获得了在电视文艺的形态中展现的机会，而电视文艺也获得了传统文脉延伸所带来的独特的力量。以这样的方式来接触中国的历史典籍，让典籍“活”在电视屏幕上，让观众能够感受和接触中国典籍的魅力，这是难得的探索和开拓。

从第一集《尚书》就可以看出这个电视节目的独到的创造。《尚书》可以说是中国典籍中极为重要，但也相对来说比较难懂和当代人接触相对较少的典籍。一方面它是中国文化的弥足珍贵的元典，具有重大的价值和意涵。我们常说的“饱读诗书”就是从《诗经》和《尚书》引申出来的，这其实也说明了这部典籍在中华文化中的重要的位置。

另一方面，由于它和当下相隔久远，是上古流传的文书文献，就不容易为当下的一般公众所了解，比起《论语》《诗经》等更为难懂，和当代人有更多的“隔”，不易理解，不易传播，似乎更难以被电视文艺所呈现。

选择这样一部中华先民的历史文献的汇集作为电视节目展示的对象，让这部文辞古奥，和当下有着相当距离的典籍活在屏幕上，确实是会被人认为是“不可能的任务”，但事实证明，这一集是很好地让不可能化为了可能，让《尚书》活在了二十一世纪的电视屏幕上，让普通观众能够一窥这部中国文化的元典的内涵和了解这部典籍的传承和流布的历程，在得到关于《尚书》的诸多知识的过程中也获得了对于中国传统精神的感悟和理解。可以说，这是以“活”化“隔”的成功探索。

做到这一点，首先是这个节目有生动而别开生面的形式。通过古今对话，也是以“今”入“古”，跨越历史时空，让古代的历史通过现场演绎的片断来得到呈现，知识的介绍和中国文化精神的传播融汇于节目中。节目精心选择了在《尚书》传承过程中最关键的人物伏生作为节目中最关键的人物，让他在汉朝时将今文《尚书》传承下来的历程作为这期节目的关键点。通过展现节目组的探究和排演的过程，让一个活的伏生在屏幕上得以呈现。

国家话剧院演员的精心演绎，让历史场景得以再现。同时让主持人撒贝宁作为一个二十一世纪的当代人和伏生有了穿越古今的对话。这种对话的过程当然是想象的，但由于历史情境的真切，让这想象也获得了一种可信的力量。观众仿佛就是被撒贝宁一同带入到历史情境之中，让伏生在艰难中保存和传承经典的状况得以展示，从而对于中国文化那种“天不能死，地不能埋”的文明的延续和传承的力量得以展现。从总体上把握了《尚书》传承对于文化传承的巨大的意义。

伏生作为这个节目的核心人物的形象通过倪大红的演绎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开。让我们通过伏生感悟历史，对于《尚书》的意义和价值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同时，这个节目也做到了将《尚书》的内容和意义做了生动具体的介绍，这可以说是以“小”见“大”。一方面是通过对于专家学者的访谈，呈现了《尚书》的基本的面貌和传承的历史。这种介绍简明而不单调，通过介绍也能够让人们对于《尚书》的理解有了深化。

同时，通过对武王伐纣的一段场景的再现，将“天命”就是“民意”，以民为本才有国之强盛的思想内涵得到展现，让我们能够得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对于《尚书》的一个方面的思想有所领悟。

这种介绍的形态生动，历史场景的搬演让人们得以进入《尚书》的内容之中。这也会吸引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去更多地了解《尚书》的思想和精神内核，从而获得更多的启悟。这些介绍就是不求将古籍的所有内容都呈现给观众，而是从一个角度和侧面入手让人获得感悟。这就是以“小”见“大”的魅力所在。

这些努力就是要让中华文脉在电视节目之中得到传承和展示，传文脉也是传播中国的精神和文化的内核，《典籍里的中国》突破了电视文艺的传统形态，让中国的历史典籍有了一个在屏幕上展现其巨大精神魅力的空间。这种以“活”化“隔”，以“今”入“古”，以“小”见“大”的努力所取得的成果是难能可贵的，也为电视文艺表现中华文明提供了独到的方式和路径。（张颐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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