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各有缺憾，但活下去，不就是为了能有一个更好的人生吗？教育，不就是让人建立一个更好的自己吗？
　　一个孩子降临到你家，就是要让他的人生变得更美好。教育就是让人生变得更美好。没有对这个应然世界的想象，搞什么教育呢？
　　教育有很多种形式。
　　针对全体国民的教育，是最基础的一种教育，也是不可忽缺的一种教育。
　　在理论上，不是所有人最终都能接受高等教育，高等教育也不是每个人必须接受的，国家也没有能力让所有人接受高等教育。
　　以人的个体之间存在客观差异的角度看，也不是所有人都有必要接受高等教育。
　　但是，基础教育不同，基础教育是国家基本国策，国家有义务向全体国民提供基础教育，所有国民也有义务接受基础教育。
　　基础教育是义务教育，更是必要教育，必须要——这既是全体国民必须要接受的一种教育，更涉及对教育核心价值的一种选择：
　　在宝贵的全民义务教育阶段，什么教育，才是必要的？
　　很多家长把孩子送去各种特长班，周末都排满了，认为这很重要。比如去学体操，女孩子学学形体，难道不重要吗？
　　重要。
　　比如学乐器，女孩子懂点乐器不重要吗？
　　也重要。
　　又学书法，书法是人的脸面难道不重要？
　　那也重要。
　　但是，依此逻辑，重要的东西太多了，还有更多更重要的怎么办？教育的篮子只有这么大，能把所有的菜都捡到一个篮子里吗？捡到篮子里的也未必是菜。
　　所以，重要的，不重要；必要的，才重要。必须从重要里面选必要的。
　　基础教育，应该是必要的教育；高等教育才是重要的教育，教授专业，教授谋生技能。
　　那么，针对全体国民的基础教育，必要的教育是什么呢？
　　为什么我会想到这个问题？
　　自上世纪初以来，废除读经，废除科举，向西方学习西式教育制度，但是，有没有人发现，我们其实疏忽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这就是——当中国全面引进西方教育模式、教育方法、教育内容时，我们有没有意识到，西方教育基础跟我们的不一样？不一样的地方，又在哪里？
　　我用一句话来表达：西方的基础教育，是基于有全民宗教信仰上的教育；我们的基础教育，是基于没有全民宗教信仰的教育。
　　这是一个巨大的差异。
　　这是直到今天，在中国搞教育的人，尤其搞基础教育的人，一直没有意识到的巨大差异——西方的基础教育，有两个堂：一个是学堂，还有一个是教堂；
　　而我们只有一个堂：学堂。
　　最早引进西方现代教育理念的那些非常令人敬仰的伟大的教育先辈们，当时都没有意识到这个差异的存在，他们忘记了，西方的孩子除了在学堂接受科学与人文教育之外，还有一个受教育的场所，那就是教堂。
　　他们的孩子一生下来可能就接受基督教或者天主教洗礼，读《圣经》，参加各种宗教活动，一本《圣经》陪伴一个人终生。《圣经》就是西方人的传统文化经典教材，教堂就是西方人的无处不在的受教育场所。
　　但是，我们只看到西方的学堂，没有看到学堂之外，还有教堂，始终在给人精神与道德上的双重支撑。
　　这里说的西方，指的是文化意义上的西方，或者是以宗教信仰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西方。
　　对比中国现在，孩子的成长教育，只有学堂，没有教堂。
　　中国是一个没有全民宗教信仰的国家。
　　的确，有人信佛教，有人信道教，有人信伊斯兰教，有人信基督教，但这都是部分人的宗教信仰，而非全民信仰。因此在教育理念中，缺少一个基本的精神框架。
　　学堂学的，只是知识和技能，但知识和技能并不能构//的精神世界里最终极的那部分。
　　最终极的那部分是什么？就是信仰。
　　虽然西方宪法也规定不能将任何宗教内容带入学堂，但是，因为有全民宗教信仰的历史文化背景，孩子们会在学堂之外，由家庭带入另一个基础教育场所：教堂。
　　这个重大差异，自上个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先行者引进西方教育制度之始，就被疏忽了。这一点疏忽，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仅仅依赖学堂的教育，不足以构成全体国民的道德基础，不足以构成一个国家的道德基础。
　　那么，有人问：中国古代，不也是没有全民宗教信仰基础吗？为什么就不存在这样的缺失呢？很好的问题。 　　因为，中国古代基础教育靠私塾。
　　私塾教育，实际上是把学堂与“教堂”两个功能合并了。只要孩子进入私塾接受基本教育，他一定会读经，读“四书五经”。
　　经典的作用，相当于西方教堂与《圣经》的作用，而又有西方不具备的好处。
　　好处在于，因为不是宗教，传统文化的积累在世俗教育中没有障碍，不会涉及信仰歧视与冲突。
　　即使有的族群信佛教或者信道教，但是并不形成冲突，因为儒教从来不是一种神教。
　　所以，中国古代教育，一个私塾，实际承担了学堂和类似“教堂”的两个功能，既教授知识，同时为人们构筑一个精神世界，建立一个文化信仰。
　　所以，古代中国虽然不像西方那样，家外有教堂，家里有《圣经》，但是，古代中国人私塾启蒙有《论语》。
　　西方读《圣经》在教堂在家中，古代中国人读《论语》在学堂。接受儒家经典教育，是古代中国国家意识形态，也是全体国民的公共道德信仰基石所在。
　　西方的教育制度，有非常了不起的两点优势：
　　第一，知识系统更全面。不仅教授传统文化知识，还增加了自然科学知识。
　　这一点对于人类的发展非常重要。在上个世纪，面对西方列强竞争，我们反思自己民族文化的时候，就发现中国的自然科学是远远落后于人的；
　　第二，以班级为单位进行教学。这种西方教育形式，可以使教学效率最大化。
　　中国古代私塾，表面看好像也是班级教育，一个先生带着七八个、十七八个小孩读书，但实际上，它仍然是对一对的教学方法。
　　私塾学生年龄//不一，进私塾时间有前有后，学习进度也不一样。
　　一个小孩可能去年来的，他拿本书，比如《孟子》，跑到先生那里背一段，过关了先生帮断句，布置下一段背诵。古文没有标点符号，需要由先生帮助断句，用毛笔这儿一点，那儿一点，句读到这儿，句读到那儿，断句完不讲解，学生下去背。
　　然后，又一个小孩上来，他可能刚入私塾，刚开始读《论语》，先生也是先给他断句，学生下去背。
　　然后，第三个小孩再上来……
　　这种教育优势在于可以像孔子讲的那样针对不同的孩子“因材施教”，但缺点在于没有效率。
　　要让全体国民都接受教育，私塾教学模式是有问题的。 　　今天教室标准化，学生人数少的三四十人，重点学校坐一百多人的都有，坐得前心贴后背，一动不能动。为什么？追求效率最大化。这就是学习西方教育的优势。
　　我们学习、吸收西方教育制度，但是，
　　一定不能忘记西方在学堂之外，还有一个“教堂”；
　　一定不要忘记，中国古代教育也曾经不止一个“学堂”。
　　如果说，西方国民教育是两堂，学堂和教堂；那么，中国古代教育是三堂：学堂，祠堂和中堂。
　　每个村落都有私塾学堂，每个家族都有祠堂，每个家庭都有中堂。学堂里有圣贤，祠堂里有祖宗，中堂挂五个大字：天地君亲师。
　　所以，古代传统教育下，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全社会普遍出现信仰危机，道德危机，人格危机。
　　教育，不仅仅在教授知识，更需要给人们建立一个精神的世界与一个信仰的世界。
　　什么叫信仰？可以把两个字分开理解，一个是信，一个是仰。
　　信是什么？相信一个不确定的东西，或者说非常确定地相信一个还没有被确定的东西，这便是信。
　　未确定的为什么要信？因为已确定的事实是知识，不需要再去信。一加一就等于二，信不信它都等于二。
　　知识，信或不信，它都在那儿，跟你无关。
　　信者，一定不是已确定的事实，而是不确定才需要去信。
　　人生需要人们故意地去信一些东西。有这样的信，才能让自己的人生有一个依据。
　　譬如，人为什么要做好人？
　　人们能找到一个知识即事实上的答案，一个科学答案吗？
　　你说好人有好报，但我也可以举例说好人没好报；你说恶人有恶报，但我也可以举例说好人不长命，恶人活千年。
　　对于有宗教信仰的人，他会这么回答：好人上天堂，坏人下地狱。那他证明了为什么要做好人了吗？他也没法证明。
　　死去的人既不会回来告诉你真有天堂，也不会回来告诉你真有地狱。这就是人在确定地去信不确定的东西。要不要做好人，无关事实，有关信仰。
　　知识，让我们认知；而价值，需要信，需要认同。
　　因此，基本价值问题不能讨论，基本价值问题只能让人认同。
　　价值多元时代，有多元价值观，应许自由讨论，但是，不能混淆概念。
　　譬如是否选择结婚，是否做丁克族，当然可以自由讨论多元选择，但人们常误把这些也当做价值问题。
　　这不是价值问题，而是具体的人不同的人生选择问题。
　　做一个好人这样的基本价值观，是不能讨论，不能多元选择的。
　　人有人的底线，底线不能讨论。基本价值观就是做人的底线，良知就是做人的底线。底线只需要认同。
　　总有人问：我们为什么要读《论语》？两千年以前的东西了。
　　这么问的，实际他已经预设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读《论语》有用吗？考试有用吗？找工作有用吗？
　　对比一个信仰基督教的人，他为什么不会问为什么要读《圣经》这样的问题？
　　首先，他读《圣经》不会想到有用的问题。
　　其次，他即使想到《圣经》的功能，也会明白《圣经》在帮助他建立一个信仰体系，给他一个人生依据。
　　每个信仰基督教的家庭，不止有一本《圣经》。孩子用孩子的，父母用父母的，出门旅游有简装本，家里书架上有精装本。